《离骚》是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兵拔郢都之后的仲春2月，屈原奉楚王之命南上洞庭，组织抗秦救楚，于南征中的前3年所作。这是他第1次向楚王的陈词，也是南征3年的史诗。《九章》则是继《离骚》之后，向楚王的第2次陈词。历史上称这两次陈词为姊妹篇。《离骚》实际上是《九章》的上篇。
      《离骚》全诗饱含着作者的“忧”心。一连吐出了沉甸甸的四个哀句：“哀众芳之芜秽！”、“哀民生之多艰！”、“哀朕时之不当！”、“哀高丘之无女！”一句话，哀楚国人民之危矣乎！
      四哀之句，虽然是从“众芳”、“民生”、“朕时”、“无女”四个不同角度发出的哀声，但总的立意是站在民众之中，为民呼吁心声。
      古往今来，官与民是否和谐相处，是关系民生之大要。诗人早年以自身治国才能之价值，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他倾注了全身心血，精心教育栽培了“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精忠报国、为民造福的栋梁之才。可是这些“滋兰”、“树蕙”，不是“萎绝”，就是“芜秽”，甚至堕落变质了。苦心的栽培，落得个失望的回报，这又怎不令诗人痛心呢？
      诗人在冥思中不禁扪心自问，仰天长叹起来。在寻求这种兀运的答案中，诗人毫不隐讳地把笔锋指向了楚国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内忧外困，家破国亡，多艰多悲的情势下，诗人从国破想到了国人，深深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哀叹人生道路上是多么的艰难曲折。
      当一想到国家，想到人民，诗人又哪能置身度外呢？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摆进去了。为了国家和人民，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献身，“虽九死其忧未悔”，即使是九死不生也无怨无悔，也不改变复楚救民的初衷；“宁溘死以流亡兮”，纵然是马上死去，尸体随水流去，魂飞魄散，那也是为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忠直之心、清白之身而死，在所不惜；“伏清白以死直兮”，大丈夫，为国家为人民为正义，保持淳朴的贞操和大无畏的气节去死，那也是死得其所。
      诗人为什么要选择以死来表忠呢？这是“前圣之所厚”啊！是前圣们所称赞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身殉国、许民，这是大节，岂可苟且！在死神的陪伴下，诗人沉重的连连发出了两道质疑：“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哪有非义的事可以去做呢？“敦非善而可服！”又哪有非善的事可以担当呢？诗人在这里把德、义、善提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高度。
      “哀高丘之无女”。这是四个哀句中的最后一个。哀的是在楚国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只有浑浊与嫉妒贤能。他们遮蔽美德，称颂恶习，“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致使满腔的报国忠心没有地方倾诉，故而“怀朕情而不发兮”。诗人在这里借“美女”之美，抒发他理想中的“美政”。可是，楚国这地方，恰恰缺少志同道合的知音。
      那么，诗人理想中的“美政”又是什么呢？原来，诗人心目中“美政”的核心就是德政。德政的具体内容就是民生，就是“哀民生之多艰”。
      诗人在质之前圣，证之古史，揆之真理，上叩帝阍，下求佚女之后，感到要实现自己“复楚救民”的政治主张，是多么艰险和遥远，“路修远以多艰”。不仅朝廷没有人支持配合，“国无人莫我知兮”；反而还招来了什么违背楚王与秦“和亲共处”盟约的谗言和诬陷，“既莫足与美政兮”，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既如此，那就只好下决心率领随从到巫郡去，到那里去继续坚持征伐秦军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