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自1899年11月13日正式开关以来，商业逐渐发展，除本地经营者外，尚有外来工商业者，商会组织应运而生。“各以自身需要或沿照古例，统属于各自的开业祖师、或以同乡名义，组建会馆”。“本地经营粮食的属于‘神农会’、缝纫业属于‘轩辕会’、泥木业属于‘鲁班会’、红炉打铁属于‘拐李会’、糟坊业属于‘杜康会’、医药业属于‘药王会’、鱼行业属于‘三圣官’、屠业属于‘张三爷’、染织业属于‘嫘祖会’、南货业属于‘财神会’、冰糖莲子摊贩属于‘雷祖会’、码头箩筐业属于‘南岳庙仁品会’、唱戏的供祀‘唐明皇’、尚无隶属的行业则并入‘财神会’。”“所有各会、馆、帮，均各自订有会章，每年轮流推选值年会首。主要职责为保护其所属人员经商、侨居、带领学徒，调解内部纠纷，评议物价，互通商场信息，应付官府筹款派差，接纳新会员等。其经费来源为会员常年会费和新会员入会金，加上会内殷实富户的捐款。在开业祖师或所祀庙神的寿诞节日，集合会员宴会，共同庆祝祷拜，并以此联谊。如有会员蒙冤受屈，由会首召集会员，共商对策。”“城陵矶设立海关之后，华洋杂处在同胞遭受帝国主义欺凌侮辱事件中，工商帮会多次激起义愤，不畏强暴，进行斗争，伸张我中华民族爱国御侮志气”。“清朝光绪末年，有寡妇宋刘氏与长女因所饲母猪走失，沿河寻找，见其在租界内，被巡捕追击，母女闯入租界救猪同遭凶殴，猪被巡捕推入江中，宋刘氏跳水救猪，人畜同遭淹毙，女伤重垂危。此案激起市民公愤，工商帮会为首捐资埋葬死者，怃恤孤儿外，又报请巴陵县丞梁鸿藻秉公处理，答以事关洋务，不便干预。再报岳常澧道兼海关监督办事处卓孝复，经与洋员洽商后，谕示‘母猪闯进租界，宋刘氏投江溺毙，均系自取灭亡，巡捕行使正当职责，无所谓罪。’清政府官吏懦弱无能，偏袒洋人，国人伸诉无门，怨恨难平。工商帮会发起了与海关的一场不合作运动。当时海关只洋人在租界有公馆居住，其余员司巡捕在市内租屋居住。屋主借词退佃，如逞强霸租屋，屋主则凿瓦漏屋，不使安居，商民拒不售给日需用品，小贸摊贩也不卖给蔬菜肉食。海关人员食宿均极感困难，相持一段时期，迫使海关让关，与清政府商议，解除租界不许华人通行的禁令，在市租交界处，修建砖城一道，城楼上书‘华洋保障’四字，以作分界线。工商界的同仇敌忾，使海关人员的凶焰得以消戢”。

      在各行业会馆的基础上，1909年12月（清朝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根据《湖南商务总会试办章程》，撤销原商务管理局，正式成立岳州商会（小手工业者包括在内），由政府机构改为民间商业团体，原有各行、帮、会馆仍旧保留，作为会员祭祀祖师及联谊场所。首任会长吴济忠，会董27人，会员356人。商会“纯以商人办商事，保护商界利益”，为发展地方经济、支援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商会倡导和组织会员，“对过境军队的食宿粮草，筹集储备，踊跃输捐，使官兵欢欣就道，开赴前线作战”；商会向各商户集资，并向殷实富户募捐，成立水龙局（后改水龙公所），购置消防器具，以备火警时应急，这对当时互助互利的公益事务，起了良好作用；1925年，岳阳遭受大旱，饥民麇集，商会积极组织募捐，施粥、施舍棺材掩埋等活动，不失为消除灾民滋事隐患、维护市场安定、救济灾民的善举；“九一八”事变后，商会配合学生运动，组织查抄日货及英货，并寄光洋700元，慰勉东北抗日将士；岳阳沦陷后，流亡商会“联系散居各地的岳阳难民，打放行，出证明，使难民的行动得到保障，裨益匪浅。”日本投降后，商会重建，采取各种措施，召集岳阳商人整装还乡，重建家园，恢复营业，并为其签证，向银行贷款，助其开业；1948年底至1949年春，岳阳商会在中共江汉军区地下党的领导下，印制和散发宣传品，组织“商民自卫队”，稳定市场，捐钱捐物，支援革命力量，维护市场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免受巨大损失……总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岳阳商会都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自1909年―1949年，岳阳商会历届负责人先后为：吴济忠、左秋帆、吴尧臣、彭立洲、余云臣、陈小平、谭凤初、林悦吾、谢汉章、萧毅臣、陶子江、唐光勋、毛程敏。所辖行业包括南货、绸布、百货、碾米、筵席、山货、屠宰、香烟、丝烟、钱兑、金银、盐业、药业、牙行、文具、旅馆、米酒、渔业、陆杂等等。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改组旧商会，建立工商业联合会，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在各项政治运动及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17-1-1、13及《岳阳工商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