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和一批干部南下华南，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至1946年10月返回陕甘宁边区，历时两年零一个月，历经八省，行程两万七千余里。本文现就其南下北返中的某些问题做一探讨，以飨读者。

一、不断变化的南下任务

    1944年4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上又丧失控制权，遭中美空军频繁轰炸。为打通与其南方军的陆上联系，摧毁中美空军在华南与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豫湘桂作战”。至12月，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损失兵力5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及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有句名言，日军打到哪里，就必须要有八路军去收复失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三五九旅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开辟位于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其实，最初中央决定并不是派三五九旅南下华南，仅是要其派一名团长率一个加强营，护送900多名干部南下华中地区，到鄂豫皖根据地的新四军五师工作。但王震考虑到派一个加强营兵力太少，不如自己率一个团护送。此时形势不断发生变化。6月19日日军攻陷长沙。28日，日军又进攻湘南重镇衡阳，8月8日衡阳陷落。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失败，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即将来临。9月1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为发展湘粤赣工作，派王震、王首道率十个连及干部四个连到六个连，干部则由中央组织部选调，其中要有知识分子，要配备财经干部及城市工作干部，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调动干部的原则是：老的，湘鄂赣，湘赣苏区出来的干部，三五九旅从各团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抽调100至150人随军南下开展工作。10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讨论湖北、湖南工作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南下支队去湖南要以衡山为中心创建根据地，其任务是抗日和阻挡从西面下来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祸水，及国民党顽固派。据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在《忆南征》中回忆：“一九四四年秋，党中央制定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一方面派遣一批干部赴东北，增援东北人民抗日战争；一方面派遣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主力和抽调一批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湘粤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打开南北通路，以达到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南与广东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力求开辟湘粤赣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而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就正好在湘鄂赣根据地及湘粤根据地与广东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而以衡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中间可起到承南连北的作用，只可惜，因各种原因，以衡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最终未能创建起来。1945年1月29日，南下支队到达湖北大悟山区与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将分配给五师的两个干部大队留下。2月23日，支队渡过长江到达鄂东南地区，这里过去曾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据王首道在《忆南征》中回忆：“四月十三日，我们在（平江县）汪坪召开了一次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于四月底正式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会、湘鄂赣边区军区和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为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为副司令员、王恩茂为副政治委员、聂洪钧为行政公署主任，全面领导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通山、嘉鱼、蒲沂、崇阳、大冶、鄂城、阳新、咸宁等地的斗争。”3月28日，并在平江县城成立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由平江籍的原红三军团老战士方正任县长，姜胜、张正光任副县长。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虽只存在半年时间，但它是我党我军在长江南岸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十九个抗日根据地，意义重大。为南下支队主力继续南下开创湘粤赣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为什么派三五九旅南下

    既然南下的任务已经确定，那派哪支部队去执行这一任务呢？按理说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离湘鄂赣更近，且已在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鄂东南创建了小块根据地，离湘赣的五岭山区也不远，派五师部队去完成这个任务更方便。而从延安派部队南下这两个地区，一是路途遥远，沿途要经过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二是沿途既要经过日军占领的敌占区，又要经过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易受敌伪顽军重重围追堵截，凶险异常，困难重重。连毛泽东都说南下部队要做好全军覆灭的思想准备；三是去此两处的部队最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此两地参加过斗争的部队，他们人熟地熟，极易开展工作。权衡利弊，那就只有三五九旅这支部队了。三五九旅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八军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十八军。1933年6月上旬，中革军委指示湘赣的红八军与湘鄂赣的红十六军、红十八军组成红六军团，红八军改编为第十七师，红十六军改编为第十六师，红十八军改编为第十八师，除红十六师留湘鄂赣根据地坚持斗争外，红十八师南下湘赣根据地，与红十七师会师，军团领导机关则由红十七师机关兼任，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从今郴州市的桂东县寨前圩出发西征，迈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步。其中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合，继续长征。红六军团历尽艰难险阻，长征达三万多里，比其他各路红军长征里程要多。因此，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第三五九旅的红六军团，其战斗力与远征的经验比其他部队要多。且三五九旅的旅团营连干部中基本上都是这两个地区出来的。因此派这样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南下这两个地区去开创新的抗日根据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正是因为三五九旅的干部及随军南下的干部都是当地人，在此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具有丰富的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经验。他们人热地热，能很快地打开局面，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如南下支队下设的第六支仅两个连共138人，但支队长杨宗胜是湘阴县人，政委吴光远是平江县人。他们率领这支小部队在湘阴、平江、岳阳、长沙之间的神鼎山与桃花山地区开创了一小块根据地，大小六十余战，每战必胜，歼灭了大量日军，短短几个月部队就发展到30000多人。并成功地利用乡情乡谊，晓以民族大义，策反了左钦彝部伪军3000多人，及毕坊清部5000余人，壮大了抗日力量与根据地。如果南下第二梯队的二、三两个支队7000余人提早三个月出发南下到湘鄂赣地区。与第六支队会合，将会更加充实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三支队伍加上南下支队主力合起来将有两万多人，将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威慑与阻挡日伪顽军的进攻，再与鄂东南的那块根据地联系起来，创建更加巩固的湘鄂赣根据地。又如王震、王首道率南下支队主力3000多人南下湘粤赣地区的五岭山脉，欲与东江纵队会师。国民党军调集7个军15万人围追堵截，部队北返进入八面山区。此山位于五县交界之处，其五个出口都被国民党部队控制。南下部队进入的八面山中百里之内少有人烟，又饿又累。幸遇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赤卫队员带路，才从八面山西北面一山间小道突出重围。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毛泽东派曾在湘鄂赣与湘赣两个革命根据地战斗生活过的红六军团，及抽调一批在这两个地区生长战斗过的老同志，前来开辟湘鄂赣与湘粤赣抗日根据地，是非常英明的，也只有三五九旅这只由红六军团演变而来的部队才能完成与胜任这一任务。

三、北返的几种方案

    1946年10月中旬，南下支队北返到达湖北省黄陂县境内与新四军五师会师。此时原中共鄂豫皖区觉委已改称中共中央中原局，鄂豫皖军区已改为中原军区。王震调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恢复三五九旅番号，编入中原军区序列。郭鹏任旅长，王恩茂任政委，至于三五九旅今后的去向须中央通告。自1945年10月中旬南下支队到达中原解放区后，国民党调集三十万大军，对中原解放区实行围攻。为吸引敌人有生力量，确保华北、华东、东北各战场粉碎敌军的进攻。中原军区部队一直坚持到1946年6月下旬才开始有名的“中原突围”。其实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中原军区部队包括三五九旅在内，曾先后有过向北、向东，甚至再次南下过长江的方案。一、向北方案有两个方向；一是三五九旅循南下时之原路返回陕甘宁边区，那里有党中央、毛主席，还有在延安家属学校学习的旅团干部们的家属及留守部队1500余人，这是最被认可的方案；二是去东北，据1945年12月30日《王恩茂日记》说：“到军区，王（震）副司令谈的问题是（中原军区）部队转移到新四军军部地区，三五九旅有可能全部到东北与三五九旅后续部队（即南下二支队）会合，如不可能则选干部到东北去。”1945年10月28日，新四军军部已由江苏盐城北移至山东临沂。如中原军区部队及三五九旅东移北上盐城或临沂，先要东进，再北上。当时根据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抽调十万部队，两万干部挺进东北，抢占东北这一战略区。三五九旅留守部队3500多人改为南下第二支队，于1945年6月18日从延安出发，到河南境内后，适逢日本无条件投降，奉中央命令，于9月中旬掉头北上，挺进东北，他们的番号也是三五九旅，并带走了三五九旅的所有旗帜、关防、印章、档案等。因此由南下一支队恢复三五九旅番号的这部分部队，听说要北上东北，与分开一年多的老战友们会合，当然是非常高兴。只是这一方案未能得以实施。据王恩茂1946年5月12日日记说：“三五九旅干部队要今日到宜化店，争取14日到广水乘车北上”，转移去华北解放区。二、向东方案：向东转移的方案提过两次。一次是1945年12月30日，王恩茂日记里提到向东转移到新四军部那里去，第二次是王恩茂1946年2月16日的日记说：“回到了驻地，见到了郭（鹏），他说前天郑（位三）老作了一个报告，他写一个记录给我看，是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指示的传达，并说：一纵队全部、二纵抽一个旅（十五旅）、三五九旅、独三旅转移到苏皖，准备24日走。”结果，这次向东转移又未走成。第三次是4月10日，他在日记中又提到：军区首长意图，如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我们的战略出路是三个：一是到定远、淮南与皖北新四军回合，二是到永城、夏邑与冀鲁豫八路军回合；三是到罗田、英山、潜山、岳西暂作立足之地，待机转移。”这种转移方案最终也未能实施。三、再次南下方案：1946年6月，面对国民党三十万大军越来越紧的包围圈，现在不再是安全的转移问题了，而是如何突围的问题。为此中央对中原军区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主力入川，另一个是一部到江南，但未最后肯定。6月13日，中央就中原区问题再次指示，坚持川陕鄂豫斗争，一部北上，并可考虑一部过江（南）斗争。对于一部分过长江以南斗争的方案，最重视也最感兴趣的还是王震。他曾两次写信给三五九旅领导，谈及三五九旅再过江南之事。而中原局书记郑位三也极力支持王震的想法：“说到南方不但可以保存而且可以发展，因为现在的南方有了变化，反美、反蒋、国民党统治危机等。”王震还三次对三五九旅领导当面谈过江南之事。但对再次渡江南下之事，三五九旅干部都有看法。认为如毛主席与中央命令，一定要执行南下任务，则当以必死的决心为此任务而奋斗。但执行此任务，我占绝对劣势，既非过去内战时期有军阀矛盾可以利用；也非抗日战争时期有敌顽矛盾可以利用。孤军深入，无根据地作战，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获得存在亦非容易；二则部队情绪已经北上，曾受过江南之若，不愿再第二次南下。要三五九旅再次南下，固然是中央曾有指示，可否考虑一部过江斗争。中原局书记郑位三看到王震到江南斗争劲头很大，遂也赞同与鼓励他执行这一任务。但经过三五九旅干部反复陈述意见后，考虑到实际情况，王震也不再坚持再次南下江南这一方案。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开始突围，三五九旅随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二纵一部，向北突围。然后再分成两路，三五九旅与干部旅一路，越秦岭，陕南，经甘肃境内返回陕甘宁边区，结束了南下北返历程。

四、南下支队的人数问题

    据现有资料披露，有关南下支队的人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各种资料反映其人数的增减，也映证了其征途的艰险程度。有关南下支队的人数应先从三五九旅改编时说起。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0师。原红二军团改编为三五八旅，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为三五九旅。其中红六军团改编为七一七团，红三十二军改编为七一八团，全旅共5000多人。随后三五九旅旅直率七一七团挺进山西河北敌后战场。七一八团留在陕甘宁边区担任河防任务并改编为警备第八团。三五九旅旅直率七一七团共3000多人，在华北敌后战斗近两年，部队从3000多人发展到12000多人。后因抽调部队组建新的部队。至1939年秋，调回陕甘宁边区防守边区南大门时，部队尚有9000多人，下辖七一七、七一八、七一九团及旅直属部队。1944年11月9日，三五九旅组建南下支队时，据王首道在《忆南征》书中说：九月一日，党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为发展湘鄂赣等地方工作，派遣王震、王首道、谭余保诸同志率步兵十个连（从三五九旅抽调九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及干部四个连到六个连（由组织部选调……挺进华南。”除南下支队外，三五九旅还留下一部分五千余人……继续担负保卫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按王首道所说，三五九旅除留边区作为第二梯队的5000余人外，南下第一支队应有4000多人。黄正林在其《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问题研究》中说：“南下部队共计4602人，其中三五九旅4031人，两个干部大队合计571人，（即）第五大队400人，第六大队171人。”黄文中的4031人加留在陕甘宁边区的5000多人，正好是9000多人。只是其所说的两个干部大队共571人，与其他资料所说的900多人不符。南下支队一路转战到湘鄂边境后，人数又有增减。据时任南下支队副政委的王恩茂在其1945年4月22日在湖南岳阳县张谷英村的日记中说：“目前南下部队实力如下，全体人数4202人，枪1542枝。”日记中还将下辖各支队具体人数与枪支一一列表。从王恩茂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南下支队的人数，不算干部大队人数。这是因为南下支队南下到河南时，曾扩充新兵800多人，800多人加4031人，应在4900余人，但随后南下支队南下至岳阳县时，沿途大小160余仗，部队因牺牲，伤病寄养、失踪、开小差逃亡等，尚余4202人，这一数据是完全可信的。1945年11月4日，王恩茂在日记中又写道：“回忆我们‘七七’从（咸宁）大幕山南下时，部队人数：3050人（一大队732人、二大队830人、四大队280人、五大队490人），另未南下之三大队723人，杨吴支队1600人。岳临总队140人，共5488人。而现在（湖北枣阳）的人数：3264（旅直637人、七一七团875人、七一八团876人，七一九团876人）另留鄂东之修养员600多人，共约4000人，南下之中减员是相当大的。”王恩茂日记中提到杨吴支队，即南下支队辖下的第六（小）支队杨宗胜与吴光远部，原仅138人，后发展到3000多人。后北撤至大磨山时，仅余1600人；岳（阳）临（湘）游击总队原有400余人，也 仅剩140人。至于在湘阴反正投诚的左亲彝部3000余人，毕坊清部5000余人，共约9000余人，也尽皆损失。南下支队到达中原解放区后，隶属中原军区序列，恢复三五九旅番号。其时因工作需要，多次调出干部至中原军区部队，同时也从中原军区抽调部队，补充三五九旅。王恩茂1945年11月15日日记载：“野司今日开干部调整会：决定由三五九旅调40个干部到野战军分配工作，七一九调调鄂北分区，十四旅四十二团调三五九旅，四十二团与七一九团队调一个营。”此外三五九旅还抽调一批干部去东北。至于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北返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数量也有三种说法。一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1944年11月9日离开延安时有5000多人，包括留在鄂豫皖的两个干部大队，回到延安的只有1414人，其中从南泥湾出发时的3800人，返回者仅833人，回到陕甘宁边区后，正值中秋佳节，833名生还者中有34人因暴食而亡。二是说南下支队南下时有5060人，其中包括900名随军南下鄂豫皖的干部。而随三五九旅成建制返回延安的仅1893人，其中随南下支队南下的仅1414人。三是返回延安的1893人，其中包括南下后扩军与合编入三五九旅的同志。此后又陆陆续续返回一些回去。致最后返回人员2200多人。以上说法，莫衷一是，哪一个才是真正准确的数字，仍得仔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