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1950），出生于汨罗市唐家桥（现汨罗市弼时镇）。五四运动时，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921年春，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联，进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列为中央五大书记，参与指挥辽沈、平津和淮海3大战役和筹建新中国。1950年病逝于北京。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的骆驼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坚守革命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过重大损失。任弼时保持清醒头脑，多次抵制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具体问题，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革命陷入血雨腥风之中。1928年末，任弼时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敌人审讯他时，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他宁死不屈，后因党组织营救，三个月后获释。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外国警探使用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他仍坚不吐实，并鼓励狱中的战友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起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也弥漫着分歧和迷茫。任弼时在与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与诸多同志一道坚持革命原则，勇敢捍卫真理。他曾挺身而出，三次向陈独秀递交意见书，提议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1927年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挫折，毛泽东毅然率部转向湘赣边界农村。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赶赴长沙督促湖南省委继续组织城市暴动。但他根据长沙国民党守军有上万人员和枪支，而湖南省委能动员的力量不足千人、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的敌我情况，做出“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的决断，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决策。1928年，他在指导井冈山红军的斗争中，总结了党领导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适时提出了工农群众军事化，军事组织工农化等原则，批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正式建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湘赣两省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6月底，红军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任弼时坚定地表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朱总司令的命令，一切听从朱总司令的指挥。”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主张，都被任弼时一一拒绝。张国焘又派人向任弼时提出，要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任弼时明确地回答，只有在中央十二月（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由于任弼时坚持原则，态度鲜明，广大红军将士深明大义，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终于使红军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47年，毛泽东让任弼时负责解放前的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进行。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保证土地改革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政治工作先驱

任弼时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受党的派遣，专门从事青年团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倾注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探讨青年政治教育问题，并借鉴苏联教育青年的经验，强调要把共产主义教育作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1925年前后，他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围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李卜克内西》、《列宁与青年》等文章，并组织创办“平民学校”，亲自讲授共产主义ABC，对青年群众系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任弼时红二军团政委。他从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中得出经验，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并着手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连队支部工作的领导，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健全的系统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部队中出现了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敏锐地感到，这种倾向违背人民军队的宗旨，危及部队生存和发展。他一方面加强部队教育，扭转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一方面积极推动八路军打破国民党限制，重新恢复政治制度。不久，党中央及时从编制名称上取消了政训处，恢复了政治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键在于方法得当，干部得力。任弼时说：“任务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和平环境的建设工作和战争环境战争动员工作，性质不同，进行的方式也就不同。”他认为：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明确宗旨和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还要善于疏导，注意发扬民主，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还要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如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平等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要特别注重干部的选择与配备。要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倾向。不关心群众生活，只管发决议，下命令而不检查落实的形式主义方法，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是最有害的。

“骆驼”精神

任弼时的革命一生，也是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一生。他两次被捕入狱并遭酷刑，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加之日夜劳累，以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长征时，他担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年仅30出头，但指战员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50岁。他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要抓紧时间工作。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意志，克服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之中。

长征初期，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时，不幸患上疟疾，身子虚弱得连马都不能骑，他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和部队行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红军进入贵州和西藏少数民族地区，他严令部队推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告诫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到甘肃时，他和彭德怀向各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强调损害群众利益是我军的耻辱，必须誓死反对，并要求各部队严格检查纪律。

延安时期，任弼时相继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参与中央所有的重要决策，主管中央的行政工作，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联及西北局等工作。他尽职尽责，处理问题缜密周到，对待同志和蔼可亲，被亲切地称为“党内的老妈妈”。在陕北杨家沟村，任弼时领导的中央纵队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种地、买牲口，发现群众有困难，及时协调解决，并将中央纵队节省的两千多斤粮食送给群众。纵队离开村庄时，村民自发相送十多里。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此时，他的病情愈来愈重，血压经常在200/100毫米汞柱以上，心律又严重不齐，但仍然工作到深夜。在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任弼时更是与各位中央书记彻夜不眠地研究全国战局。医生多次告诫他必须卧床休息，他却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生活上勤俭节约，反对任何特殊化。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他的生活水准与战士无异。进入北平后，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艰苦朴素的本色始终不变。在香山时，他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均写上“人走灭灯”，提醒大家节约用电。工作人员进城办事，他总要嘱咐把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减少用车次数。中央办公厅选定某机关的一个院子为其住处，他得知后严厉批评道：那里是一个机关，怎么能为我一个人而牵动一个机关呢？最后，只安排在一处挨着马路、声音嘈杂的小院。若遇星期天没有公务，他喜欢带孩子到只有一街之隔的景山公园游玩。警卫人员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提出要公园管理人员到时打开离他家很近的东便门，免得绕道走正门。任弼时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的王公贵族，不能做脱离群众的事，我要和群众走正门。”他用的被子、床单、衣物都是战争年代的，餐具也是当年行军时的搪瓷碗和竹筒碗，生活于国统区的妹妹来他家时，不禁感叹道：“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竟如此简朴！”

任弼时对家人也是严格教育、严格约束。妻子陈琮英与他既是患难与共的夫妻，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1932年，产后刚满百天的陈琮英怀抱女儿被捕入狱半年之久。他们夫妇为了革命工作，相继失去了两个孩子。其余4个孩子，有两个送到老家由母亲照管，母亲去世后由邻居照顾，直到延安时期才得以团聚。任弼时对孩子要求甚严，他经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的希望，不能特殊，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他让上学的孩子全部住校，吃大灶，过艰苦的生活。

任弼时长期超负荷地工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进入北平后，中央决定送他到莫斯科治病。他为自己在关键时刻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心急如焚，病情刚好转，就要求回国工作。中央严格规定他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可他一接触工作，就将这条规定忘得干干净净。每当头痛得厉害，就回到家中让孩子们轻轻捶一捶，稍好些便又拼命地忙起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前一天，即1950年10月24日晚，他研究朝鲜战局一直到深夜。25日，突发脑溢血，于27日不幸逝世，终于实现了为革命事业走到生命最后一步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