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福清（图源网络）

　　袁福清（1897年—1975年），原名袁福青，汨罗市白水镇人。1922年参与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纵队”）第十五大队首任大队长，是长征中著名的“扁担银行”的主要指挥员，负责转运与守护苏维埃国家银行全部金融家底。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交通厅厅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汨罗白水镇，旧属湘阴。袁福清生在雇农之家，13岁拜师学木工，17岁远赴长沙谋生。一把刨子、一柄凿刀，练就精湛木作技艺，也让他亲见底层工人受尽盘剥，心中埋下抗争火种。1922年10月，毛泽东领导长沙6000余泥木工人罢工争工钱，袁福清是组织者之一，历时二十天，迫使当局答应“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等条件，取得完全胜利。此后他入团、入党，在工人运动里磨炼成一位出色的组织者。

　　1930年他遭捕入狱，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他出狱参军，随军进入江西，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1933年，中央政府在瑞金沙洲坝建大礼堂，由钱壮飞担任图纸设计，袁福清全权负责施工指挥。他带着闽、赣工匠400余人，8月1日动工，4个月竣工。这座形如红军八角帽、能容2000多人的礼堂，采光、回音效果俱佳，被人称作“当年的人民大会堂”。没进过学堂门的袁福清，凭一手木匠功夫，落了个“活鲁班”的称呼。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出发前，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全部资产、设备随军转移，一台机器、一张纸币都不留给敌人。国家银行与财政部工作人员合编为第十五大队，该大队隶属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对外代号“红章纵队”），归纵队下辖的中央机关第三队管辖。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时任国家银行行长）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这支队伍，就是后来党史上赫赫有名的“扁担银行”。

图为在瑞金叶坪的国家银行金库遗址，出自《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上）》

　　全大队银行干部只有14人，肩上却压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家当——黄金、白银、几十担银圆、几十捆苏区纸币，还有一台台三四百斤重的石印印钞机、铸币机和全套制币原料。这些家当打成120副担子，由近200名运输员挑着；每人除随身衣物外还要带15斤银行资产，一副担子平均70斤。中央军委还特派一个116人的警卫连随行护卫。

　　挑着这样的家当行军，谈何容易。聂荣臻后来回忆，出发时的中央纵队真像大搬家，机器、纸张、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队伍又大又笨，进了五岭的羊肠小道拥挤不堪，一天只能挪十几里到二三十里。三四百斤的印钞机，要六个人用胳膊粗的竹竿抬一部，累得人直不起腰。每到宿营，袁福清和战友们还要看护物资、清点银圆，一分一毫不敢差错。

　　1934年11月，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行至湖南潇水附近。山间小道崎岖狭窄，第十五大队背负的重型印钞、铸币机器严重拖慢行军速度，部队奉命就地掩埋、丢弃重型印钞铸币机器，完成长征途中第一次重大轻装。随后，这支队伍继续前行，亲历惨烈的湘江战役，此战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进入遵义之前，袁福清调离第十五大队大队长岗位，由曹根全接任。此后，这支“扁担银行”继续跟随中央纵队转战黔北，在遵义开展“红军票”的发行与回笼，做好兑换、筹粮筹款工作，维护着苏区纸币的信用。

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壹元纸币，出自《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上）》

　　离开扁担银行指挥岗位后，袁福清继续跟随红军主力转战，胜利抵达陕北。到达陕北后，袁福清历任陕甘宁贸易分局局长、陕北公学校务长等职。抗战后期，他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南征，1946年北返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军队后勤工作。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转业回到湖南，任省交通厅厅长12年，又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袁福清这一生，将木匠人的实干担当熔铸于革命征程。长征之初，他执掌“扁担银行”，守护着苏维埃来之不易的金融家底；调离岗位之后，依旧紧随红军铁流，一步步走完两万五千里漫漫长征。今天站在瑞金沙洲坝1956年按原貌复建的大礼堂旧址前，仍能想见那位汨罗木匠的身影——他走过的那条路，仍在岳阳大地上延伸。

图为1956年复建的瑞金沙洲坝大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