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中，任弼时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以“党的骆驼”般坚韧不拔、负重前行的品格，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革命生涯虽然没有亲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却在情报保密、军事斗争、政治巩固、经济保障、思想引领等关乎革命生死存亡的核心安全领域，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奠基性实践。这些探索与建树，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筑牢了安全根基，也为新时代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与精神财富。4月15日，正值我国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4月30日又逢任弼时同志诞辰122周年，本文根据档案史料，对任弼时同志在革命年代国家安全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和奠基性贡献予以简要介绍。

红色电波铸天网

——情报与保密安全的重要奠基人

　　革命战争年代，情报与保密安全，是党的生命线、胜利线。任弼时是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工作的重要开创者与守护者。

　　他是我党核心密码“豪密”最早的使用者和坚定捍卫者。1931年，周恩来创制我党第一套高级密码“豪密”，随即交由即将奔赴中央苏区的任弼时使用与管理。这套密码设计科学、保密性极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从未被敌人破译。任弼时始终将核心密码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政治资产，严格保管、亲自审定，在湘赣苏区、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始终保障党中央与各根据地、各主力红军的绝密通信畅通，为全党全军树立了严守核心机密的典范。

1931年3月，任弼时赴中央苏区前，周恩来将“豪密”交予任弼时，并教会邓颖超、陈琮英使用。图为1939年9月，四人在莫斯科合影。

　　他亲手创建红军早期技侦情报工作体系。在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任弼时高度重视无线电侦察工作，亲自领导组建电台队伍，培养机要与技侦人才，指导运用“先破两头、再取中间”的破译思路，从敌军电报格式、用语、代号入手，逐步破解密电规律。依靠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撑，红军在沙市伏击战、忠堡战斗等重要作战中掌握主动、以弱胜强，充分展现了情报工作对军事安全的关键作用。

任弼时在湘赣军区首开电台侦测。图为湘赣军区电台。

　　他以铁的纪律构筑起严密的保密安全防线。任弼时始终强调，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长征途中，他严格执行密码不离身、重要文件及时销毁、人员严格政治审查等制度；在延安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牵头健全中央秘书处、机要科、电台值守等全链条保密制度，规范文件管理、电报传输、机要人员纪律，从制度上确保党中央的核心机密万无一失。转战陕北时，他亲自统筹中央机关机要通信与警卫保密工作，以极端负责、极端严谨的作风，为党的指挥中枢筑起一道无形而坚固的安全闸门。

1947年1月13日，任弼时巡视负责机要通信的军委二局工作时的题词。

　　

砥柱中流护根基

——军事与政治安全的关键支柱

　　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直接关系党的生存、红军的存亡、革命道路的走向。任弼时在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巩固党中央权威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他是红军长征的战略“探路者”与战略屏障构建者。1934年，任弼时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部先行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侦察道路、牵制敌军、创造条件。他与贺龙等同志一道，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重兵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力掩护了中央红军突围转移。

湖南张家界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机关旧址中的任弼时住所。

　　他是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反对分裂行为的坚强斗士。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危机，任弼时与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紧密配合，坚持党的原则，严守组织纪律，耐心细致开展团结工作，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最终推动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从根本上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大局。

任弼时关于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给中央的报告。

　　他是党中央权威和正确政治路线的坚定维护者。抗战初期，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赴共产国际工作，全面、客观汇报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有力促成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错误倾向、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条件。他主持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政治忠诚、组织统一、纪律严明，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层面，为巩固党的团结、维护政治安全筑牢根基。

1938年4月，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报告手稿。

1939年，任弼时在莫斯科。

　　他是党中央领导机关的“贴身守护者”。解放战争时期转战陕北，任弼时任中央支队司令员，在极端险恶环境下，全面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机要通信、后勤保障和行军部署等工作。他拖着重病之躯，周密安排、日夜操劳，以“能走一百步，就不走九十九步”的顽强意志，确保中央指挥机关绝对安全，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战略指挥中枢。

经世济民固后方

——经济安全与思想安全的重要开拓者

　　安全不仅是军事与政治的较量，更是经济、民生、人心的较量。任弼时高度重视后方巩固、经济保障、群众基础与思想引领，从物质基础和社会根基上支撑革命安全。

　　他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安全与生存保障的重要领导者。面对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一度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和粮食危机。任弼时参与领导边区财经工作和大生产运动，提出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公私兼顾的方针，推动垦荒增产、整顿财政、打破封锁，有效保障了党中央和边区军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守住了根据地生存发展的经济安全底线。

　　他是稳定解放区后方、纠正土改偏差的关键决策者。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地区土改工作出现“左”的偏向，影响农村秩序与群众关系。任弼时深入调查研究，撰写《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保护中农、团结大多数、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主张，及时纠正偏差，巩固了工农联盟，稳定了解放区大局，为前方作战提供了可靠后方支撑与人力物力保障，有力维护了解放区政权安全与社会安全。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他是红色安全文化与群众安全理念的早期传播者。任弼时早年就提出“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把国家与革命的安全，植根于人民团结、群众拥护的深厚基础之上，与新时代“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在相通。他长期在党内军内开展敌情观念、保密纪律、防奸反特教育，推动忠诚、严谨、守密、担当的作风养成，将安全意识融入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之中。

骆驼精神昭后世

——对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深刻启示

　　任弼时同志一生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严守纪律、无私奉献，被叶剑英同志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在革命年代的安全实践，穿越历史风云，对今天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任弼时一生最鲜明的品格，就是对党绝对忠诚，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首要任务就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政治安全贯穿各领域全过程，确保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任弼时在情报、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多方面的实践表明，安全是系统工程、整体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危及全局。今天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必须树立大安全理念，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强化情报预警、风险防控、应急处置，织密全方位、立体化的安全网络。

　　第三，必须发扬斗争精神，以担当尽责守护安全。“党的骆驼”之所以能负重致远，靠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极端负责。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必然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传承任弼时同志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敢于较真、一抓到底的精神，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回避、在风险挑战面前不退缩，以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第四，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根基。任弼时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把安全的根基扎在人民之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我们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磅礴力量。

　　第五，必须严守纪律规矩，筑牢保密安全防线。任弼时用一生践行了严守秘密、纪律严明、清廉自守的崇高风范。他的“三怕”——怕工作少、怕麻烦人、怕用钱多，既是律己准则，也是安全作风。新时代新征程，更要强化纪律意识、保密意识、责任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绝对安全。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任弼时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党为国为人民建立的历史功勋永不磨灭，他的骆驼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今天我们回望他在革命年代的安全实践，就是要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纪律力量、担当力量、为民力量，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扎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